10月13日，廣州日報社旗下《南風窗》雜志在經濟欄目刊發文章《數字普惠金融激活中國“新農民”》，故事性解讀了“眾籌海南”項目，從激活“新農民”角度，闡述了記者跟隨宜信普惠前往海南考察“互聯網+農業”的發展狀況，實地體驗了這—過程發生的條件和邏輯。
文章開篇提出，農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義的互聯網金融所接納。此時的農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世襲”小農，而是經過現代知識和生產方式改造的“新農民”。在整體分析宏觀和微觀原因后，詳解了農業與普惠金融的關聯。同時，文章以“柚子夫婦”為“新農民”代表案例，立體生動的說明了普惠金融服務得以持續地開展，得益于互聯網的普及，拓展了服務的可達性。
在深度走訪過程中，記者通過親身體驗，肯定了“眾籌海南”項目對當地農業發展的積極作用。而對于現今的農業發展，也站在社會角度提出“今天的農民，在主體意識上已非“吳下阿蒙”。”
數字普惠金融激活中國“新農民”
轉載自《南風窗》記者/李少威
農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義的互聯網金融所接納。此時的農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世襲”小農，而是經過現代知識和生產方式改造的“新農民”。
農民，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里，是“現代化的掉隊者”的代名詞。
這在因果關系上很好理解。直觀層面上，現代化表現為“去三農化”，即產業結構上的工業化，地理空間上的城市化，社會身份上的市民化。于是，共和國初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開放背景下變異為一種“中心—邊緣”結構，作為邊緣的農村服從于作為中心的城市，被長期抽取勞動力、智力和原材料等資源。結果就是，農村慢慢地只剩下“老幼病殘”，農民日漸被現代化的舞臺所拋棄。
萎縮的農村，弱勢的農民，是中國社會不時發作的隱痛。2000年，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將這一隱痛以一種近乎殘酷的形式展示了出來。
16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一個積極的趨勢是，農村成為新的創業天地，資源從城市向農村逆向回流，農民不再“掉隊”，而是以“新農民”的身份慢慢向舞臺中央靠近。
“新農民”這一身份，需要一個激活的過程。9月下旬，《南風窗》記者跟隨宜信普惠前往海南考察“互聯網+農業”的發展狀況，實地體認了這一過程發生的條件和邏輯。
農產品里的“化學變化”
農民地位的邊緣化，有各種宏觀和微觀原因，但這些原因最終都導向一個直接原因—收入太低。收入低，是因為農產品價格低，絕大部分農產品都無法獲得高附加值。
消費者的購買是為了獲得滿足，而現代消費行為所指向的滿足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使用價值上的，二是心理價值上的。心理價值，是消費品內含的信息。比如名牌包包，在使用價值上并沒有顯著增大，但其提供的信息支持了擁有相應的經濟地位者的心理結構。
心理價值對價格的貢獻，往往數倍乃至數十、數百倍于使用價值，是產品附加值的主要來源。
往產品上附加文化、心理信息，工業品輕車熟路，但農產品因為消費過程太短暫，長時間里不得其門而入。
直到最近十幾年里中國社會在基礎設施上最大的變化出現：互聯網的普及。這種新式的、自由的信息傳播渠道，同時具有時尚、社交、娛樂，以及心理集結功能，更方便于“講故事”。
此次的考察對象之一是“洪安蜜柚”種植基地，一個三四斤重的柚子，價格可賣到150元左右。其創立者安爍宇、黃曉玲夫婦，講了一個“柚子夫婦”的故事，從他們大學時代的戀愛，說到種植柚子遭遇臺風的困境，運營初期的困難，致使經濟拮據到男方虧欠女方一個像樣的婚禮。最終，他們終于培育出質量上乘的柚子，并給它冠以“洪安蜜柚”的名字。這個故事通過互聯網傳遍大江南北，并被成功地附加到柚子的價值上去。
在這個故事作用下，作為農產品的柚子，其價值結構發生了悄然的“化學變化”。“柚子夫婦”種出的柚子當然非常好吃，汁多味甜，而且有一股獨特的香味，但10倍于普通柚子的價格，顯然并不完全來自于味道。
任何關于商品的故事，都是一種宣傳，對此，已經成熟起來的中國消費者是清楚的。然而人們還是樂于為這種宣傳埋單，這與互聯網本身的特點不無關系。與從傳統的報紙、電視、廣播等媒介獲得信息不同，人們接觸互聯網提供的信息時，有一種“主動選擇”的感覺，因而在互聯網上講故事就更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振。
所以進一步說，互聯網是便于小人物“講故事”。褚時健種褚橙，也是依托于自身的故事，但其成功主要取決于他本身的社會影響力（他早就是一個大人物），而對互聯網本身的特點依賴較小。
這是柚子夫婦與褚時健的故事的區別，這一區別提醒我們，互聯網有一種權利平等化的功能。
農業與普惠金融
在互聯網上講關于情懷與理想的故事的創業者，一般都是為了吸引資本的垂青，而這些創業者，大多分布在工業或服務業領域。
農業創業者和工業、服務業創業者講故事的邏輯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告訴掌握資金的人，你給我錢去干，我就可能生產出一個卓越的產品；而前者則是在已經可以生產出一個卓越的產品之后，通過故事來弱弱地試探“能不能給我錢去干”。
農業創業者的故事往往乏人接招。一方面是因為往農產品上注射情懷難度更大，另一方面是則緣于農民長期游離于金融服務之外，其信用更難把控。
宜信公司總經理助理薛大廣這樣概括農戶難以獲取金融服務的原因：“他們所需要的資金量非常小，從幾千元到幾萬元，而且他們又沒有抵押，沒有擔保。”
這意味著，向農戶以及其他地位相似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成本高，風險大，回報小。即便有金融企業愿意做，也必須正視其半公益性質，弱化資本生利功能，而將提供服務本身作為重要目標。
讓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平等化這一動機，在中國催生了普惠金融，此次考察的組織方之一—宜信普惠，在該領域已有10年實踐經驗。普惠金融服務得以持續地開展，同樣得益于互聯網的普及，拓展了服務的可達性，并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等手段創造性地建立了針對信用記錄薄弱者的評估手段，降低了評估成本。
于是，“普惠金融”前面又多了一個定語：數字。
宜信在普惠金融方面，既有公益金融宜農貸，主要面向“絕對貧困”地區，如中國西北的一些偏遠鄉村。同時也要走商業可持續道路，注重對客群能力建設的培養，此次在海南的實踐，更是走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海南優質農產品品類豐富，農民生活條件較好，對于他們而言，更急迫的需求是如何利用好資源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拓展銷路，實現更富裕的生活。
宜信從中看到的是農民的另一重心愿，即進行現代化的補課。他們希望在一種外力扶持下，將農民邊緣化時代失去的時光搶回來，快速融入現代社會生產體系，不再“掉隊”。
對應這一需求，普惠金融產生了另一種實現形式。2014年12月28日，宜信與海南省大型國企海南發展控股有限公司共同組建的海南股權交易中心揭牌運營，旨在服務于中小微企業的規范化運作、權益類資產交易、融資等需求，幫助其在市場上立足及持續發展。
“柚子夫婦”就是股交中心成立之后的客戶，受益于依托宜信的P2P龍頭地位而搭建的眾籌平臺。他們拿出一部分柚子，在宜信“指旺理財”上發布眾籌信息，提前將未來收益變現，眾籌7天，金額達到六萬余元。夫妻二人，負責銷售的妻子黃曉玲說，這樣做的好處是心里踏實，而負責生產的丈夫安爍宇則侃侃而談他數倍擴大生產的雄心。
大青棗、蜜柚、牛奶蓮霧……在“指旺理財”上實現眾籌的海南特色農產品已有一長串名單。
牛奶蓮霧的創業者邢軍對眾籌這種金融形式的出現非常感慨：“農產品銷售是個大問題，此前我真沒想到還有這種銷售模式，沒想到搞金融的也能賣水果。這種‘互聯網+金融+農業’的模式，應該是我們海南農業未來的春天。”
“ 新農民”
通過互聯網，農民遇上了金融，被最具前端意義的互聯網金融所接納，這個過程本身，反映的正是農民地位的變化。
不過，此時的農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世襲”小農，而是經過現代知識和生產方式改造的“新農民”。“柚子夫婦”是農業專業的大學生，邢軍則曾是銀行的支行行長，無論是個人知識儲備，還是他們對外界的了解與判斷，以及社會話語能力，都與小農不可同日而語。
這意味著農民開始“換人”，換上了一批城市人的同類，能夠與城市進行沒有隱形距離的溝通和融合。原本專屬于城市的現代生產組織方式，開始了往農村的嫁接。
隨著這一趨勢的進展，“城鄉二元結構”可能在局部地區開始被瓦解，而城鄉之間的“中心—邊緣”關系也會難以維持。農村從“老幼病殘”的留守所，日益轉變為智力和資本的富集地。
在眾籌發生之后，誰才是“農民”其實也已變得模糊。農場被劃分為一塊一塊，各自對應著城市里的某個產權意義上的主人，邢軍說，這塊地掛著你的牌子，它是真實的，它是你的。這意味著，市民和農民，已經在同一個地理空間里共存。
數據顯示，“指旺理財”所推出的農業眾籌項目非常受歡迎，以1000%的結果超額完成預期目標的案例并不鮮見，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著城市居民對農民身份的認同與向往，過去農民身上的價值底層標簽已被悄然揭去。這一變化在心理上的發生機制是，在企業家占據價值高位的社會里，人們對農民的認知正在向“農業企業家”過渡。
傳統小農依然大比例存在，但他們也正被這種趨勢所改造。
即將參與眾籌的海口市的云龍鳳梨基地使用國有農墾地，種植鳳梨數千畝，該基地作業機械化，產品包裝工業化，所聘用的工作人員，大都是來自周邊村落的農民。企業負責人稱，將來規模繼續擴大，農民可以以地入股，也可以在經過直接的技術培訓之后仿效企業模式自主生產，企業會把技術和管理規范進行標準化，便于向農民普及。意欲自主生產而又存在資金難題的農民，照例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求助于數字普惠金融。
傳統金融與農民之間的連接很微弱，或許并不僅僅由于前者對后者的單向排斥，而是相互的不信任所致。安爍宇一語道破其中的奧妙：一般的投資人有他的想法，會干涉生產，但宜信不會干涉，還是我們說了算。
今天的農民，在主體意識上已非“吳下阿蒙”。
